为期两年的一场上山下乡运动

阅读本文的一些注意事项请见文章末尾。

本文可能对读者造成一定程度的不适,且在写作后半段写作状态不佳,尽情谅解。

二〇一三年,我并不太平。或者说,从一年前的二〇一二年来讲,我就不是在经历一个正常发展的过程。我一直在进行一场思想斗争,斗争的焦点在于,我的问题出现在哪里,我接下来的一步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然而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答。

这一问题出现的背景在于,我的思维上出现了一系列别人不会出现的问题,这就让人比较纠结。举例如下:

  1. 计算过程中连续出现错误

  2. 阅读过程思维不易沉浸(这是说,没有意思的篇目上)

  3. 在谈话的过程中不善于继续思考,因此往往陷入停顿

  4. 思维跳跃

  5. 思维跳跃导致的跑题比较严重,比较容易失控

  6. 社交范围窄

这些问题造成的一大麻烦,是考试成绩的不理想,然而,如果从其他的层面上来讲,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的生活质量,长期陷入对自己的不自信当中,长期陷入对事物的怀疑,以及长期对其他人的不信任当中。用风声鹤唳、疑神疑鬼这样的词语不知道是否合适(如果使用西语,似乎应当是“sensitive”),但这基本上描述了现存的症状。

然而,就是在二〇一三年的寒假,也就是这个刚刚过去的,或者说即将要结束的这个寒假,这个矛盾激化了。打个比方,就是海底火山中的岩浆,早已算是暗流涌动,只不过还没有爆发。海面上的行船,还没有出现一丁点的障碍;当然,这是说,如果不考虑海面上的风的话。

寒假与一般上课的区别在于,寒假的时间相对宽松,寒假我的精力相对充裕,寒假的限制相对较少,寒假的交流的密度非常低下,寒假的新信息来源多来自于互联网,而不是面对面的交流,至少相比较来讲,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所以,就是在这个二〇一三年的寒假,出现了一定的问题,问题的背景在于,这是几乎全部(其实应当就是全部)我认识的同龄人将要参加全国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最后一个假期时间。(当然,参与美国同类考试的例外,然而这些同学在我生活中的影响是少之又少了。)就这样,在这个二〇一三年的寒假,我几乎失去了所有可以联系的人。从互联网上来讲,从我这个几乎脱了水的消息源当中,几乎获得不了一丁点的消息。而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也没有了自然寻求这一类消息的愿望。如果按照有的同学在平时上学过程中的社交量(似乎用平均对话的总时长乘以对话人数的二分之三次方,或者乘以自然对数的底数e的人数次方来衡量是合理的话),不夸张地讲,我的平时的社交量绝对是极少的,而这个假期,更是少得可怜;如果用人口密度打比方,那么那些同学平时的社交量如果是日本东京的人口的密度的话,我平时的社交量恐怕也就是西欧城市人口的密度,而这个假期,这个地理的坐标,则应当移动到俄罗斯的大西伯利亚平原上了。

所以,对于我这样平时就往往不知道说什么的人来说,这个假期就是一个更艰巨的挑战。这样的假期,只有接收与北京风牛马不相及的消息,更不要说发出任何与我们有什么关系的消息了。这样的假期格外痛苦。

我可以发现自己的问题。我却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从来自于三月二十日阅读的一篇英语阅读文章之后,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在不该乐观的时间乐观、在不该悲观的时候悲观。原先,我总是只有悲观的部分。到如今这样的情形的两个诱因在于,一是阅读了《史蒂夫·乔布斯传》,那会夸张人的自大,熟悉一个及其自大的同学,他会把生活中所有的事情都夸张到自大的那一个方面去。起初只是嘴上说说,心里想想,要自信,要跟随自己的想法做事;然而,嘴上说,心里想,足以影响人的行为了。本来只有幸福的人才会微笑,然而微笑反过来也会让人快乐的程度增加,即便那是个悲观的人。就像这样,我便又生长出了这个自负的部分,所以,可见我这个夹在悲观与乐观之间的可悲的人,是如何恰当地,可以被“纠结”来形容了。

说到悲观与乐观,这样一对矛盾,主要是这样表现的。我悲观在于,我实际上对于自己的评价都是非常低的,这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我自卑情绪的发生;而我又是自负的,自负似的我居然对于所有自己的问题,暴露出来的和没暴露出来的,尤其是在别人面前,都会一概选择性地否认掉、无视掉,于是,我就在真的在脑子里把这写问题统统消灭掉了。所以,我在这样对自己的欺骗当中日益严重地不考虑自己的问题,准确说是,“跳过”,这样,这也就一定程度上,成为我出现这样情况的原因。

于是,在这样的一个二〇一三年的寒假,在无数次与“理科综合”这一戏剧化的科目,打了消耗战(怎么与dog fight扯上关系)又未果之后,在一次又一次自我假设又自我否定之后,我便非常疑惑,问题究竟出现在了哪里?我敢肯定,我的知识还是不错的,至少我一直是这么假设,实践证明,我大部分的机会都是能在足够短的时间明白过来它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的,于是,这并不是一个根本问题,我对于基本知识的怀疑,是并不完全合理的。我的另外一个假设是,我的睡眠状况造成了这一切的问题。然而在这个二〇一三年的寒假,我大部分的睡眠还是足够的,一般都是在八个小时上下浮动,基本上是稳定的。当然,如果不考虑曾经的睡眠不足导致的延续性的问题的话,也不考虑过度睡眠会导致人精力过于充沛以至于胡思乱想的话,睡眠问题也应当不在考虑之列,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假期,还屡战屡败节节败退的状况之下。

这事情就邪门了。你说它并不是休息的问题,也不是知识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

我的另一个观察在于,我在正常上学的日子里,我的学习,尤其是记忆的效率,是非常低下的。这就是说,我通常几乎没有主动的有意识的记忆,所有的记忆,几乎都是以一个印象的形式呈现,也就是说,这是潜意识,或是直觉。这样的记忆效果,与那些提起某一个知识点,我就能想起来哪个老师将过,在哪节课站在教室的哪一个角落是怎样的语气讲的同学们又是怎样的捧腹大笑,我的记忆,与这样的记忆效果相比,显然,是要差的多的,更不必说我对于自己那些特定错误的反应过程了。

就在这个二〇一三年的寒假里,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这个我应该向哪走,怎么走,的问题,自始至终地萦绕在我的脑子里,这样的问题似乎永远都是无解的。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我怀疑自己是没有足够积极地向前看,然而,我试图提醒自己,却终于意识到,我对于自我提醒的积极性,随着时间是指数衰减的,试图写在卡片上,就像是担心自己患有阿尔茨海默氏综合症那样。可惜的是,我并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阿尔茨海默氏综合症患者,所以,在这个世界都变成全新的之前,这样做自然也是徒劳的。于是,在二〇一三年寒假,在这样特定的一个时间点上,便终于意识到,我没有一个真正的物质上实实在在支持,就是说没有客观存在,一切都只是虚无的。

然而这样的客观支持要从何得到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并不知道别人在面对一个虚无缥缈的目标之时是怎么自我维持的。在一次又一次的空想不能得到兑现以后,在一次又一次对自己,对现实十分失望以后,这些理想化的因果报应的结论,便显得十八分的无力而荒谬可笑了。当然并不是我要刻意地嘲笑它们,然而把它们作为我前进的动力,似乎只能显得那么软弱无力,我有什么理由相信它们呢?这样的背景,这样的前景,在这个二〇一三年的寒假,让我一次又一次地在思索中深陷。

或许我需要一点监督,然而我又不能允许这样的监督来自于家长,来自于同学?这样的假设又是多么的不可能。尤其是在这个与其他同学联系达到了大西伯利亚平原人口密度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够维持我自己的运转?参照其他的同学,这监督,似乎也不是问题的钥匙。

那么问题究竟在哪?

我便开始往远的方向看了。这大抵是一个长期积累的作用效果,那么,又是什么东西的长期积累呢?

我之前看到了一篇报告,这篇报告声称,在鼓励一个人的时候,不得鼓励一个人的聪明才智,而应当鼓励一个人的勤奋程度。想来,这一说法是足够合理的。在才智不可能因为鼓励而得到大幅度提升的情况之下,而在勤奋程度可以受到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之下,在智力和勤奋这两点可以共同决定结果的情况下,我便认为,这样的假设,是有相当的合理性的。

我便斥责我自己不勤奋。是的,我确实不勤奋。尤其实在这样一个二〇一三年寒假的时候,在一个大家都在勤奋的时候,相比较来看,我大概得是最不勤奋的人了。那么,是我高估了自己的智力因素吗?

我想这也许是一小部分的原因。然而,并不是全部。

我阅读了酷壳博客的作者陈皓先生的一篇采访之后,我或许真是明白了。那是积存在我“稍后读”应用里面一篇久远的文章。没有加星标,也没有被勾为已读。我的问题,就像是〇〇七之大破天幕危机里面所阐释的那样。寻找问题的最终答案,或许应当回到原点。

回到二〇一〇年,中考前后,关于为什么选择这所学校,应不应该选择这所学校的争论始终没有终止。当时,连一个能完全说服我自己的答案都没有,当时我给出自己一个似是而非的答案是,我为了寻找挑战,因为那里有强大的对手。在二〇一〇年的这个时候,我想当然的以为,在这所学校,有强大的对手,而有对手、有竞争,我认为这能够,也足以促进我奋斗。

然而我彻底地错了。

有什么对手能够促进奋斗的呢?这真的可能吗?现如今,我对于这个问题是完全怀疑的。促进奋斗的,真的是对手吗?我不知道。现在想来,我第一是没有考虑到这种情况的连续性,假如只是一小段时间的对手,也许可以,然而,这是整整三年。连续三年的挫折,意味着什么。或许对于一个民族,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三年的奋斗是可行的。因为它的鼓励机构和执行机构是分开,又不分离的。鼓励的归鼓励,它不会放弃鼓励,因为他们依靠鼓励人而存在;自始至终的鼓励,也就使得执行机构可以自始至终的执行,执行机构也能连续三年创造价值,创造增长。这是一个国家持之以恒的办法。

然而我不行,我是一个整体。

我没有考虑到的另一个问题就在于,如果竞争的目标在于人,如果一个人强大到另一个人无法战胜,至少在我们需要的方面无法战胜,那么,要怎么办?

我没有考虑。

《亮剑》中的革命浪漫主义告诉我们“狭路相逢勇者胜”、“面对强大敌人,即使不敌,也要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然而这只是一个基层指挥官的选择。作为既要做一个参谋,又要指挥,还要战斗的人员。几乎做不到。因为失败的时候,没有人为我们树碑立传。

于是我以人作为竞争的对手,作为赢得的目标,就出现了根本性的错误。这就好比,被骗进一个随机的会议室,从半截听一个完全没有听说过的主题的讲座,然而,又被告知,讲座的内容很重要,一定要好好听,记笔记;懵里懵懂地坐上两个半小时,到最后也没搞清楚要说的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已经发生了无数次。

然而这次,不是小事。

所以,在二〇一三年的这个寒假,整个世界,像洪水决堤一样崩溃了。

为什么我无法战胜他们?为什么我无法战胜自己?这个问题时时被我用来敲打我自己,一刻也没有间断。

问题就是,我试图征服的,是人,而不是问题。

曾经有不少的老师提醒,不要以人为目标,要战胜自己,这种说法不假,以自己为目标。可是,以自己为目标,又要哪样呢?这是没有目标。这是放弃。

然而容不得放弃。

二〇一三年的这个寒假就是处在这样的状态当中的。不进取,又不放弃。谁也说不出这是怎样的一种状态。用迷惘来概括恐怕是再恰当不过的。

还是二〇一〇年的事情。记得刚入学没多久的时候,这所学校里的同学给我的第一印象还是普通的;然而对于许多的我们可以称为是习惯或者气质的东西,我是看不惯,甚至于相当鄙夷的。于是,这里,这就首先打破了我假设中的神话。而假设得到修改,假设可以认为是:我不比他们差,甚至我要比他们强太多太多。

带着这样的假设,我就进行了两年半,或者说,进行了,将近三年。这种心里恐怕可以当作是当年中国闭关锁国进行的假设:华夏中土,无奇不有,自给自足。带着这样的假设,我并没有向那些我所鄙夷的事情屈服。

可这是有代价的。这就意味着,我不会有被广泛理解为正常高中生应当具有的爱好之类,诸如游戏。事实上,游戏是我所排斥的。从远在十几年以前,我都是始终不被允许拥有一台游戏机的,即便到了今天都是如此。于是,我不能有游戏这样的爱好。

我几乎也没有机会拥有类似于群体性体育运动的爱好,诸如篮球、足球之类。没有场地、没有人员,这对于我这样居住区远离学校的家庭来说,能有玩伴的机会几乎不是可能的,从小学起的十二年算来,一直如此。然而即便到了十五岁以后,有了在放学以后在学校逗留的机会,一项兴趣已经没有机会重新发展了。

于是,我不得不说,在一定的时间段之内,排版、计算机等等方面,是我唯一可以,或者说可能得到发展的爱好。这项爱好将可能把我与外面的世界联系起来,然而它几乎做到了。

它得到发展的另一个可能的因素在于,我在二〇一〇年对于周围人的低估。

在这样的低估当中,现实中的情况与理想化的情景毫无疑问会出现明显的差别。在理想当中,我几乎可以把自己描述为无所不能的。然而,在现实当中,我不是。我屡战屡败。在这样的矛盾当中,我自然不愿意向他人屈服,更不愿意向自己屈服,我对于自己并不承认我不是无所不能的。

这样的一种情绪使得我厌倦于研究那些难以征服的问题,这要包括那些题目,和诸如记诵之类需要消耗脑力的事情。但通常来看,这些东西是提升脑力、提高自控能力的一大工具。

所以在这两年多以来,我一直都逃避,逃避那些可能消耗脑力的内容,逃避回顾。诸如考试后对于具体到题目深度的反思,我一直以避免妨害考试情绪为理由,逃避更加深入的思考。自从二〇〇九年左右开始,这种近乎逃避的情绪便在我潜意识当中扎下了根,这种逃避情绪本身也就成为潜意识之中的一种存在。而这种潜意识得到逐渐发展、扩张,以至于最后蔓延到了考试以外的时候:我几乎对于任何有困难征服的问题,假使没有人推一把,都不会去碰一碰。这种思想,我们称之为退避三舍也好,而另一种理解,便是懒惰。

这样我们称之为逃避也好,懒惰也好,它们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它们带来了对问题的一时冷却,也造成了对于伤痛的永远忘却。然而这不是根本的后果。其根本的后果在于,我的脑力没能被正常消耗掉。正如人不能永远地睡觉一样,有多余的精力,总是要被消耗掉。然而我这些剩余的精力就被消耗在了那些被认为奇怪的爱好上,对于他人,我们也许可以自称为极客思想,然而,我们终于还是不能自我欺骗的。

如果说这样的装糊涂,这样自我消耗脑力是有先例的,我们自然也不应当觉得奇怪。在西元二十世纪的中国,一场被广泛认为导致人才流失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以及五七干校运动便导致了类似的结果。本该做事的青年与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完成原本应当是机器、牲口做的事。在农村劳作的同时,他们的脑力一方面在装糊涂,另一方面,也属于智力无处消耗的典型。因此,他们研究出各种奇巧的技术,诸如用独轮车将渣土推向足够高的平台;而在国外,这些工作明显应当由机器完成。

类似地,我不得不将那些剩余精力投入到一些奇怪的爱好,诸如研究字体。通过字体研究,我显然搞清楚了印刷试卷使用的标准系列字体是方正系列字体这一事实(也包括搞清楚其西文部分的起源是Bodoni Std系列)。显然,我可以说在这一奇怪的爱好方面,我是小有成就的。我敢说,在全北京市一千余万高考考生当中,知道这一答案的不会超过五个,乃至全国,大概也是如此,这还是保守估计;如果说我是唯一一个了解这一事实的人,恐怕也是毫不夸张的。

在排版方面,我也偏偏要与Microsoft Word对立,先是搞出了一个Adobe InDesign系列来排版报纸和杂志,后来又搞出一个LaTeX(pdfLaTeX和XeLaTeX)来编排书籍,毫无疑问问,我可以编排出书籍与试题无与伦比的完善格式,印刷出来,要比许多市面上售卖的图书质量会精美得多。在这方面的成就,我敢说我的水准也是匹敌的。

然而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在这个二〇一三年的残酷冬天,机缘巧合,使得我阅读了考据癖博客上《颤抖吧,强迫型人格障碍!》一文,让我重新思考这一问题,接下来,阅读前面提到的酷壳博客上《对技术的态度》这样一篇采访之后,终于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我把整个事情串了起来。

首先,我对于身边人能力的低估造成了我的自负,我的自负使得我难于攻坚,我难于攻坚使得我对于新颖问题解决的积极性减退,我积极性的减退造成了我对于其他细枝末节的追究超过了正常的水平,而我对于细枝末节研究的成就使得我更加不愿意解决应试层面的新颖问题。我也因此,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而不得脱身。

这是合理的,又加上果壳那篇《过度奖励,削弱孩子意志力的“糖衣炮弹”》也部分佐证了这一观点。

所以我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这样解决了。

我们还是从新回到最初,回到对于应试问题的挑战,从那里,重新出发。

我不应当再烧智商(这本来是被我当作标题的),不能继续上山下乡,更不能纵容强迫型障碍。那都是错误的。

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找回那种挑战应试框架下所谓“难题”的成就感。

我想,这就是我在这个二〇一三年的寒假,这个漫长的冬天收获的。

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这篇文章的写作日期应当被记录为二〇一三年二月十九日至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是对于二月十七日为期数小时,乃至之前长达四个月思想调整与斗争的记录。踌躇于是否应当发表、应当何时发表、以及以什么形式发表等问题,故暂且保留这篇文章,以供查阅。

本文的语言风格是:可能会有经由外文网站蹩脚地翻译而来,然而不是。本文是在纯中文的语言环境之下创作的。这种语言风格部分参考了《双城记》、《巴黎烧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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